金交所十五年，从百花齐放到一地鸡毛，这样的剧情并不陌生。

作者：董云峰

编辑：叶冬

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下称“浙金中心”）的大规模兑付危机，又一次将地方金交所推上风口浪尖。

作为曾经的“国资系”金交所标杆，浙金中心的爆雷标志着，金交所野蛮生长的风险隐患并未完全肃清。还有很多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早在2017年发表的《金交所奇葩史：超级投行还是金融黑匣子？》一文中，新金融琅琊榜写道：

通过金交所，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式金融监管的尴尬现状，窥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微妙角力，更能一瞥中国式金融创新的神迹。

本文将梳理金交所的来龙去脉，剖析其从诞生、繁荣到异化、衰落的过程。

01

前世今生

地方金融资产交易所的“前世”，是活跃在21世纪初的产权交易所。

其背景是，2003年国资委发布《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暂行办法》，要求国有产权转让必须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为产权交易所的合法性提供了顶层制度保障。

2007年前后，全国各地的产权交易所已形成相当规模。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产权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等机构，成为国企改革和资产重组的核心平台。

2009年3月17日，财政部发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54号），这份仅六千字的文件成为金交所诞生的直接政策推手。

该文件明确规定：“非上市金融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隶属关系的限制。”

54号令的出台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金融机构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同时金融国资改革深化，急需规范化交易平台。

政策东风之下，金交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10年5月21日，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天金所）在天津滨海新区注册成立，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与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共同出资；6月11日，天金所正式揭牌，开创了国内信贷资产公开交易的先河。

几乎同时，5月30日，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北金所）在北京揭牌。其股东阵容更为豪华：北京产权交易所、信达投资、光大投资、华能资本、北京华融综合投资公司，以及央行旗下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天金所和北金所的成立，标志着地方金融资产交易市场的正式开启。它们迅速取得一系列突破：天金所打造了首家全国性PPP资产交易平台，与蚂蚁集团合作推动金融资产线上化交易；北金所成为央行指定的债券违约处置平台、财政部授权的国有金融产权交易平台、国家发改委授权的债转股资产交易场所。

在示范效应下，各地纷纷抢滩金交所。到2015年前后，全国金交所数量达到近80家的顶峰，呈现出“一省一所”甚至“一省多所”的格局。

其中，浙金中心成立于2013年12月，由浙江省财政厅旗下的浙江省金融市场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国资委旗下的宁波城建投资控股、国信证券旗下国信弘盛、民生银行旗下民生置业联合发起。

成立初期，浙金中心只做浙江省内城投、国资项目，为“五水共治”“大拆大整”等政府项目融资。在资金端，2015年，浙金中心与杭州市民卡公司合作，推出年化收益6%-8.5%、起投门槛仅1000元的理财产品，吸引了大量公务员和本地中产阶级。

02

异化之路

浮华背后，金交所逐渐异化。

在那个金融监管相对宽松的年代，金交所逐渐由原本服务国资转让、不良资产处置的专业平台，逐渐演变为“万能融资通道”。

2013-2015年，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P2P等互金平台急需合规包装和增信手段，金交所的牌照光环成为最佳工具。合作模式简单粗暴：平台将大额标的资产拆分成若干份，通过金交所登记备案后，销售给个人投资者。

如此一来，既能绕过P2P平台借款额度限制，又能借助金交所的“合规”形象吸引资金。金交所的业务量随之暴增，但底层资产质量却断崖式下跌，风险迅速累积。

另一方面，当时资管领域的监管不断收紧，信托、券商资管等传统非标融资渠道受到严格限制。大量融资需求涌向的金交所，推动其进一步走向失控。

在此过程中，为了吸引投资者，金交所发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普遍较高，底层资产却从相对安全的国资项目，悄然转向高风险的民营企业，其中不乏房地产等高风险领域。

此时的金交所，已彻底异化为连接高风险资产与追求高收益个人投资者的“影子银行”。

这一时期，金交所平台宣传时仍强调“国资兜底、风险极低”，但实际上风控标准早已形同虚设。许多产品通过“嵌套＋拆分”的方式，将单一融资项目拆分为数百个理财产品，销售给风险承受能力完全不匹配的普通投资者。

更危险的变异发生在2020年后。监管要求金交所不得向个人销售产品，但部分平台通过“会员制”“机构名义代持”等方式变相突破限制。一些金交所甚至沦为“P2P转型所”，承接P2P平台清退中的不良资产业化。

通过嵌套、拆分等方式，金交所将底层资产的风险层层包装、分散传导。一个房地产项目的融资失败，可能通过数百个理财产品传导至数千名个人投资者。

从服务国资到服务高风险民企，从机构投资者到个人投资者，从资产转让到产品发行，金交所的每一步异化都在拉长风险链条。

03

监管博弈

金交所是中国金融市场最缺乏监管约束和透明度的区域之一。

这是新金融琅琊榜在《金交所奇葩史：超级投行还是金融黑匣子？》一文中写下的结论。那是在2017年，金交所的狂野时代。我们还提到：

金交所，与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问题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反制中央的产物。金融牌照发放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不能无牌可打，无论出于盘活地方金融、攫取更多金融资源或是促进招商引资等目的。

概言之，金交所是监管套利的产物。它们长期处于“谁批准、谁监管、谁担责”的分散监管状态，各地标准不一，存在明显的监管洼地，名义上归地方政府管理，实际上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成为非标融资的“法外之地”。

在审批环节，部分地方政府将设立金交所作为发展金融产业、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的政绩工程，审批标准宽松，后续监管乏力。

一些金交所的股东背景复杂，存在关联企业通过交易所自融现象。更有部分“伪金交所”未经省级政府批准，在名称或经营范围中使用“资产登记”“备案”等字样，从事非法金融活动，加剧了市场混乱。

更重要的是投资者保护的全面缺位。金交所的投资者多为被“国资背景”“政府批准”等光环吸引的个人，对底层资产风险、平台真实运营状况缺乏了解。平台在信息披露、风险揭示、适当性管理等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导致投资者在风险暴露后维权困难。

同时，部分金交所与第三方销售机构合作，通过银行、互联网平台等渠道销售产品，投资者甚至不知道自己购买的是金交所产品。当风险爆发时，各方相互推诿，责任难以界定。

面对风险累积，监管并非毫无作为，但始终滞后于市场创新节奏。

第一轮整顿始于2011年11月，中央发布《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要求对各类交易场所进行全面清理。2012年2月，中央再次发布《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等红线。

第二轮收紧在2017年，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关于对互联网平台与各类交易场所合作业务进行清理整顿的通知》，明确禁止互联网平台代销金交所产品。

第三轮清退始于2018年“资管新规”，统一资管产品监管标准，金交所作为非标通道的功能受到致命打击。2020年证监会专项通知进一步收紧，金交所数量从高峰期80家降至60余家。2020年12月，联席会议第五次会议明确指出，金交所“数量过多，展业不规范，风险管理不到位”。

第四轮出清在2024年全面爆发。这一年被称为“金交所关停年”。至2024年8月，全国已有25家金交所被取消资质，19个省级行政区实现清零。

2025年9月，证监会对外公布，关闭金交所、“伪金交所”成效明显，应关闭的27家金交所已全部取消资质，排查出的上百家“伪金交所”也已经全部得到清理。

04

浙金余震

关于金交所的罪孽，并未到此结束。

2024年10月31日，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公告：“不再保留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金融资产交易业务资质”。公告同时指出，资质取消不影响其依法妥善承接存量业务，平台需继续承担处置责任。

但这一关键信息被平台刻意淡化，其APP和微信公众号名称未立即更改，运营照常进行，投资者完全蒙在鼓里。

2025年1月，浙金中心进行重大工商变更，更名为“浙江浙金资产运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为杭州民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8.57%，国资背景彻底丧失。更值得关注的是，民置投资与此次兑付危机的核心——祥源控股集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双方共同持股多家企业。

这一系列股权和名称变更，标志着浙金中心彻底褪去“国资光环”，信用基础发生根本性动摇。这些变化在当时并未引起市场足够重视，平台继续运营，甚至仍在发售新产品。

风险在暗中积聚。祥源控股集团早已陷入严重债务危机，其持续通过浙金中心发行的理财产品，底层资产多为房地产项目和关联企业融资。而楼市的持续萧条，令祥源控股越陷越深。

2025年11月27日，导火索被点燃。祥源集团担保的数十只理财产品同时违约，到期无法兑付。12月5日，祥源控股执行总裁沈保山在投资者沟通会上承认，集团“现金流出了问题”，正在和政府沟通解决办法。

浙金中心的坠落轨迹何其清晰：从国资平台到民营控股，从服务政府项目到承接高风险房企担保产品，最终在监管取消资质后继续运营，将风险转嫁给毫不知情的个人投资者。

然而，浙金中心APP在资质取消后仍正常运营，微信公众号继续发布产品信息，直到2025年5月才显示注销。这种“带病运营”的行为，将投资者置于巨大风险之中。

更讽刺的是，此次爆雷后，投资者自发组织维权，但面临多重困境：平台已失去业务资质，监管责任如何界定？大股东已变更为民营企业，原国资股东是否担责？祥源集团作为担保方已陷入债务危机，兑付资金从何而来？

事到如今，谁来负责？

05

历史镜鉴

金交所的十五年兴衰史，为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提供了深刻教训。

究其根源，在于长期缺乏全国统一的监管规则，且地方监管存在“重发展、轻风险”的倾向，使得金交所的业务模式逐渐偏离初衷，风险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行业的系统性风险。

未来，对于各类地方金融组织，必须打破监管真空，应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监管权责，制定统一的业务规范、信息披露标准和风险处置机制，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对投资者而言，金交所事件提供了残酷的教训：必须破除“国资信仰”，金融产品不应只看背景和收益，更要关注底层资产与合规资质。

只是世间没有后悔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