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完第一个30年之后，中国城商行群体的分化愈演愈烈。

成都银行，不良率0.68%，拨备覆盖率426%，净息差1.67%逆势回升，账面数据堪称完美。但利息净收入占营收90.95%，手续费净收入仅2.19亿元，占比1.7%。

宁波银行，不良率0.76%，连续19年保持在1%以下，营收和净利润增速双双超过11%。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43.17亿元，同比增长53.9%，占营收10.41%。

这是两家城商行“优等生”交出的2026年中期答卷。同样靓丽的业绩数据背后，对应着两条截然不同的成长路径。

成都银行的底色是“政信驱动”——深度绑定本地政府和基建项目，靠区域资源禀赋赚取息差，城运决定命运的典范。

宁波银行的底色是“多元经营”——多元利润中心并行，靠机制和人才在财富管理、金融市场等领域建立竞争壁垒。

这两家银行都足够极致和典型。在息差寒冬看不到尽头的当下，哪种模式更可持续？大多数城商行又该往哪里走？

当下恐怕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

01

政信驱动型：成都银行

成都银行把“政信驱动”做到了极致。

上半年，成都银行实现利息净收入116.20亿元，同比增长18.98%，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从去年同期的79.59%升至90.95%。几乎全靠利息这一项，撑起了全行的营收增长。

这套模式的核心，是深度绑定本地政信基建资源。对公贷款平均收益率高达4.08%，贡献了148.42亿元的利息收入，占贷款利息收入的87%。负债端，公司活期存款占公司存款的45.64%，平均成本仅0.49%——靠的是成都本地政务和基建客户的结算资金沉淀，近乎免费的负债。

一高一低之间，息差就出来了。

资产质量也因此显得格外优秀。不良率0.68%，拨备覆盖率426%，在上市城商行中处于第一梯队。

但穿透账面，隐忧已经浮现。

非息收入腰斩。上半年非利息净收入11.56亿元，同比大降53.83%，占营收从20.41%缩水至9.05%。投资收益13.24亿元，同比下降41.57%，其中卖债浮盈从7.29亿元骤降至2.01亿元，降幅72.42%。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仅2.19亿元，同比下降11.65%，其中理财及资管手续费0.61亿元，同比下降41.14%。

这不是短期波动。成都银行的中收占比长期处于上市银行低位，2016年最高时仅5.4%，此后十年基本在2%至4%之间徘徊，2025年降至2.12%，2026年上半年进一步降至1.71%。

根子里是业务模式决定的——对公政信客户几乎不产生中间业务收入，零售和财富管理基础薄弱，截至6月末其代销理财余额仅385亿元。

除了利差，成都银行几乎没有第二增长引擎。

更值得警惕的是前瞻指标。关注类贷款余额半年净增8.27亿元至37.52亿元，增幅28.27%；关注类迁徙率从25.81%升至39.66%，向不良滑落的速度在加快；短期逾期贷款（1至90天）从21.64亿元增至30.05亿元，增幅38.86%。

同样以主打政信金融的还有另一家城商行明星——杭州银行。上半年利息净收入155.99亿元，同比增长19.17%。公司贷款不良率低至0.53%，较年初下降5个基点。不过，杭州银行中收占比12.93%，零售AUM达7449亿元，远没有成都银行那样极端。

更接近成都银行的是长沙银行、贵阳银行等中西部区域龙头。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深度依赖本地政府和基建项目，对公贷款占比高，零售业务薄弱，资产质量高度绑定区域经济景气度。

这条路的好处是：在区域经济上行期，息差高、不良低、赚钱容易。成都银行ROE 7.49%，杭州银行ROE 8.87%（对应年化约15%、18%），在城商行中都属于领先水平。

但这条路的代价是：收入结构单一，缺乏第二增长引擎；区域集中度高，政信基建的长期风险在累积；当净息差持续下行，靠政信资源吃利差的空间会越来越窄。

02

多元经营型：宁波银行

相形之下，宁波银行在“多元经营”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上半年，宁波银行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43.17亿元，同比增长53.90%，在营业收入中占比10.41%，同比提升2.87个百分点。其中代理类业务收入49.94亿元，同比增长67.19%——财富代销和资产管理费，是中收增长的核心引擎。

营收414.50亿元，同比增长11.54%；归母净利润165.62亿元，同比增长12.12%。在城商行中，宁波银行的增速领跑。

这套模式的核心，是“多元利润中心”。宁波银行不依赖某一类客户或某一个区域，公司银行、零售公司、个人银行、信用卡、金融市场、投资银行、资产托管等多条线并行。市场化的人才和激励机制，让它在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领域建立了优势。

宁波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占营收70.91%，在主要城商行中已属偏低；中收占比10.41%，排名城商行前三。

两家银行真正的分野在于变化方向。成都银行利息收入占比从79.59%升至90.95%，非息收入持续萎缩；宁波银行中收占比从7.54%升至10.41%，53.90%的增速远超营收增速11.54%。

一个在走向单一，一个在走向多元。

走在同一条路上的，还有青岛银行、江苏银行和上海银行，但能力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青岛银行的中收占比甚至高于宁波银行。连续多年维持在10%以上，上半年达到12.81%，在城商行中仅次于杭州银行，但其模式更依赖理财子公司的单一引擎。相比之下，宁波银行的多元利润中心结构，抗波动能力更强。

江苏银行的财富管理规模已经做到了城商行第一。截至6月末，零售AUM突破1.8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2.27%，上半年增量超过1900亿元，规模和增量均为城商行首位。苏银理财管理的理财产品余额8960亿元，稳居城商行理财子公司首位。

但江苏银行面临一个成长中的烦恼：财富管理的规模优势，还没有充分转化为利润贡献。上半年手续费及佣金收入42.38亿元，同比增长11.92%，但手续费及佣金支出10.43亿元，同比增长73.74%，导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仅31.94亿元，同比微增0.26%。从有规模到能变现，中间还有一段路要走。

上海银行走的是另一条多元经营的路——金融市场业务。上半年其投资收益118.7亿元，占营业收入的41.14%，在上市银行中处于极高水平。不过，债券交易的波动也直接冲击利润表——上半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20.37亿元，汇兑损失6.31亿元。

宁波银行的优势在于：在净息差持续收窄的时代，中收成为第二增长引擎，营收增速11.54%远超成都银行的4.13%。多元业务结构也让它不依赖单一区域或单一业务，抗风险能力更强。

尽管如此，宁波银行中收53.9%的高增长能否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市场行情。

03

低息差时代，两种模式的可能性

两种模式的本质区别，在于银行靠什么建立护城河。

政信驱动型靠的是区域资源。对本地政信基建的深度绑定，带来低成本负债和高收益资产，在息差上做文章。这种模式在区域经济上行期非常舒服，但当区域经济转弱，风险可能集中暴露。

多元经营型靠的是机制和人才。多元利润中心和市场化激励，让银行在财富管理、资产管理、金融市场等领域建立能力，降低对单一业务和单一区域的依赖。这种模式在息差下行期更有韧性，但专业门槛与管理能力要求更高。

真正的问题是：在净息差1.4%的新常态下，每一家城商行都要回答——靠什么活下去？

靠政信资源的，要想清楚资源红利吃完之后怎么办；靠多元经营的，要想清楚能力壁垒够不够深；在中间摇摆的，要想清楚自己到底要往哪边走。

大部分城商行的现实是：既没有成都银行的政信资源，也没有宁波银行的多元经营能力，在两条路之间摇摆，两头受压。它们的息差在降，中收做不起来，资产质量在恶化——这才是“沉默的大多数”。

头部城商行无论走哪条路，凭借资源或能力优势，强者恒强；尾部城商行面临“放贷即亏损”的困境，并购重组可能加速。

分化，还是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