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时世艰难，仍有一些中小银行的评级逆势上扬。

透过近期密集出炉的评级报告，2026年以来，共有6家地方中小银行的主体评级获得上调，其中4家由国资驱动。

遂宁银行，遂宁市财政局持股从1.81%跃升至66.39%，国有股份占比突破86.5%。

雅安银行，八个区县财政局联手注资18亿，国有股占比达到94.13%。

重庆三峡银行，重庆市国资委成为实控人，市属国企增资扩股箭在弦上。

秦农农商行，国有法人股占比升至51.06%，正式跨入国有控股行列。

随着民资股东的集体溃退，地方国资正在加速入主中小银行。

忘掉改革叙事吧。

01

洪流

要看清这场运动的规模，不能只盯着评级上调的几家。

如果把视野拉开，会看到一场规模更大、涉及面更广的系统性运动正在展开。

据新金融琅琊榜梳理，截至2026年上半年，年内至少100家银行获监管批复同意增加注册资本，其中农商行和村镇银行占比超过八成，地方国资深度主导这一轮资本补充潮。

增资扩股是最普遍的入场方式。2025年，廊坊银行引入廊坊市投资控股集团，汉口银行引入11家湖北国企募资45.87亿元，绍兴银行国有股占比升至66.94%，长城华西银行被四川银行战略入股。

进入2026年，节奏明显加快，几乎每月都有标志性案例落地：

2026年1月：新疆银行注册资本从79.06亿元增至122.23亿元，新疆金融投资集团持股30.9%；同月，长安银行百亿定增落地，八家陕西国资联合注资。

2026年2月：湖北银行完成18亿股定向增发，募集资金76.14亿元，为近三年全国城商行最大单次增资项目。新增股东以省内国资为主，国资持股比例提升至84%以上。

2026年6月：乌鲁木齐银行完成6.2亿股定增，募资26.04亿元，12家国企包揽，国有股占比升至75.53%；同月，威海银行近30亿元定增落地，山东国资全程兜底。

2026年7月：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引入义乌市市场发展集团，持股5%成第三大股东——作为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代表性城商行，其信号意义更强。

民营银行的股权结构变化是最具象征意义的一条线。从“鲶鱼”到“入编”，民营银行已经走到十字路口。

此前在2024年，裕民银行引入南昌金控，成为首家由地方国资出任第一大股东的民营银行；新安银行由三家地方国企合计持股51%，率先实现国资绝对控股。2025年，锡商银行由无锡国联集团受让红豆集团25%股权，国资成为第一大股东。

进入2026年，南昌国资平台通过司法拍卖继续增持，完成了对裕民银行的绝对控股；连续亏损的亿联银行，则传出将由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接手控股权的消息。

而省联社改革是量级最大、最具系统性的一股力量。目前已有15个省份完成省级农信机构组建，大多涉及到数百亿元级别的注资，主要来自财政和国资平台。

无论是联合银行模式还是统一法人模式，省级国资控股都是改革的前提——没有控股，就谈不上统一法人、统一风控、统一品牌。

从西北到东南，从省会到县域，国资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入地方银行体系。

02

逻辑

这场浪潮很大程度上不得已而为之。

很多人以为国资入主是主动扩张。但翻遍案例，大量的入场，其实是被动接盘——民营股东扛不住了，地方政府不得不兜底。

正邦集团倒在猪周期里，裕民银行的股权只能南昌金控接。红豆集团流动性告急，锡商银行的股权被冻结。柳州银行治理崩塌，自治区级平台接手。

省联社改革更是如此，数量众多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普遍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而当下民营资本既缺乏接盘能力更缺乏接盘意愿，担子只能扔给地方政府。

背后的政策逻辑很清晰：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定调，“压实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地方国资平台，就是市场化风险处置的载体。

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需求则是深层次原因。

近年来银行业息差持续收窄，内生造血几乎枯竭。从外部渠道来看，IPO门槛太高，二级资本债成本不低，永续债发行主体有限。

算来算去，有能力、有意愿、有政策依据来输血的，只有地方国资。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动因，是地方金融的战略整合。

当前越来越多地方政府正在构建“国资运营—产业投资—金融支撑”的闭环体系。这要求地方银行在产业政策、债务化解和重大项目等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地方财政承压、土地财政退潮的背景下，控股一家银行意味着掌握了一个稳定的金融渠道，其战略价值正在上升。

03

两面

国资入主的好处，实实在在。

一是信用背书。国有控股意味着政府背书的强化，有利于评级稳定与提升，将直接降低发债成本。且评级高的银行，在政银合作、异地展业中也更有话语权。

二是资本注入。资本充足了，信贷空间就打开了。这也是地方政府最看重的——通过银行撬动更多信贷资源支持地方发展。

三是治理替换。很多银行的问题，根子在股东——股东占款、关联交易、内部人控制。国资入主，相当于一次换血。

四是政银协同。财政存款、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地方国企的代发工资和结算，优先流向国资银行；地方重大项目的融资需求，也优先考虑本地国资银行。

四个维度叠加，构成了国资入主的“正面叙事”：信用更强了，资本更足了，治理更好了，业务更多了。

然而，故事从来都不是只有一面。

第一个隐忧：关联交易的变形。

民营股东控股的时候，关联交易是老毛病——股东把银行当提款机，通过关联贷款、关联投资转移资金。国资入主后，关联交易不一定就此消失，而是换了马甲——从民企换成了地方平台。

第二个隐忧：治理改善的幻觉。

国资入主解决了“坏股东”的问题，但未必解决了“治理差”的问题。从民营股东干预变成国资股东干预，只是换了干预的人，未必提升了治理的质。

第三个隐忧：刚兑的回归。

国资控股意味着强烈的政府兜底预期，往往会带来市场约束的弱化。而市场约束的弱化，有可能积累更大的风险。

对地方政府而言，其干预动力增强——既然银行是我的，支持地方项目、配合债务化解，不就是分内之事？

这三个隐忧，指向同一个问题：国资入主与治理改善，无法划等号。

04

归位

看上去，这就是“国进民退”。

这个判断不能说错，但实质不止于此。在当前的金融监管环境下，这场国资入主浪潮，可以视为风险处置逻辑下的“责任归位”。

其背景是，早前中小银行股权多元化改革引入了大量民营资本。初衷是好的——引入市场机制，打破行政垄断，提升经营效率。

但实践证明了三件事：第一，民营股东抗周期能力弱；第二，民营股东治理约束力差；第三，出了风险，兜底的还是地方政府。

既然兜底的责任在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通过国资平台持股、掌握控制权——从权责对等的角度看，这反而是更合理的制度安排。

这是对现实的承认：中小银行的风险处置责任，与控制权需要匹配。

谁兜底，谁控制。最朴素的政治逻辑。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新的命题：国资控股后，如何避免银行沦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如何在“稳”和“活”之间找到平衡？

如果治理机制没有真正升级，如果市场化原则没有守住，短期的风险化解，可能换来长期的效率损失。

目前看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