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董云峰

长鑫盛宴之下，银行AIC颇有一战封神之势。然躁动之余，更要直面风险与挑战。

1100亿元。

这不是某家头部VC的单笔退出回报，而是五大行通过旗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在长鑫科技上市首日录得的账面浮盈。

7月27日，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首日大涨465.82%，市值一度突破3.3万亿元，超越工商银行登顶A股。

据招股书及券商测算，五大行AIC合计持有长鑫科技约19.15亿股，主力入股成本仅2.61元/股。按首日收盘价49元计算，穿透浮盈超1100亿元；加上招行、浦发、徽商等机构，8家银行系资本合计浮盈约1242亿元。

一夜之间，素来以“稳”著称的银行，成了A股史上最大科技IPO的头号赢家。千亿浮盈的数字背后，有些问题值得追问：

在分业经营的铁律之下，银行为何能吃下股权市场的红利？这笔收益，究竟是偶然的风口红利，还是制度演进的必然结果？

股权投资之于银行，从来都不寻常。

01

一堵墙，一扇门

这笔钱，银行是怎么被允许赚到的？

《商业银行法》第43条不是明文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吗？

没错。而这一条款的来历，本身就是一段惨痛的历史。

上世纪90年代初，银行办信托、办证券蔚然成风，信贷资金绕道涌入股市与楼市，乱象丛生。1993年国务院下决心分业整顿，1995年《商业银行法》落地，银行资本与股权市场之间，砌起一道法律之墙。

这道墙一砌就是三十年。长鑫科技的千亿浮盈，走的不是拆墙的路，而是开门的路。这扇门，就是AIC。

2017年，五大行先后设立AIC，最初的使命是市场化债转股。2020年，监管允许AIC在上海试点“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直接股权投资——分业之墙上，第一次开出制度化的门。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4年9月24日：金融监管总局于当日对外公布，将试点扩至18个城市，并大幅放宽投资占比。2025年3月，试点进一步扩至18城所在省份，股份行获准新设AIC，保险资金入场。

五大行AIC合计出资39亿元增资长鑫，恰好落在2024年6月的政策扩围前夜。这并非单点押注：同一时期，五大行AIC已在存储芯片、商业航天、人工智能等硬科技赛道完成系统性布局，长江存储、摩尔线程等核心项目均有其身影。

截至目前，国内AIC股权投资试点签约意向金额突破3800亿元，约占同期全国股权投资新增规模的十分之一。

从2025年年报来看，五大行AIC合计净利润184.36亿元，较2018年增长逾15倍。

02

国际的镜子

银行做股权投资，国际上有人走通吗？有，但教训比经验更深刻。

最经典的样本是硅谷银行（SVB）。它用四十年建立了教科书级的科创金融模式：发放风险贷款，同时获取1%—2%股本的认股权证，再由子公司做直投和母基金。到2022年底，它持有数千家初创公司的认股权证，在美国VC支持的科技企业中服务了近半数。

然后，硅谷银行在2023年3月，48小时内轰然倒塌。杀死SVB的不是投贷联动，而是资产负债表：巨量科创存款被配置到长久期债券，加息后浮亏一度超过所有者权益；94%的存款没有保险，储户高度同质化，单日挤兑420亿美元。

硅谷银行的墓志铭应该这样写：成于对一个产业四十年的理解，死于把全部身家押在这一个产业上。

更宏大的教训在日本。主银行制下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1989年金融机构持有日本股市市值逾四成。泡沫破裂后，股价下跌侵蚀资本、银行惜贷压垮企业的死亡螺旋转了十年，直到2001年日本立法划线：银行持股不得超过一级资本。

美国用一百年画了一道钟摆：1929年投机泡沫，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强制分业；1999年废除分业，2008年危机接踵而至；2010年沃尔克规则重新划线。

巴塞尔协议更是旗帜鲜明：普通股权暴露风险权重为250%，投机性非上市股权与无法穿透的资管产品，风险权重最高可达1250%。

绕了一百年，全球监管的共识是同一句话：受存款保险和国家信用保护的资金，不应去承担股权市场的波动。

但美国也留了一扇门：1958年创设的SBIC牌照，允许银行通过持牌子公司投资小企业股权，沃尔克规则对此明确豁免。这扇门里，走出过Apple和Intel的早期投资人。

这与中国的AIC可谓异曲同工。

03

边界与清醒

这条路，往后怎么走？

值得强调的是，银行资本进入科技股权投资，方向是对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必然的。

中国是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信贷是社会融资的主流；而硬科技产业需要股权型、长期限的耐心资本——一座12英寸DRAM晶圆厂单期投资动辄千亿级，纯VC募资规模与存续期难以覆盖。

另一方面，当前险资、社保的股权配置体量有限，创投行业募资连年收缩，环顾整个金融体系，最有能力为硬科技输送长期资本的活水，唯有银行体系。

更现实的矛盾在于：传统信贷的抵押担保逻辑，对轻资产、长周期、高失败率的科技企业完全失灵。只有允许银行通过股权投资分享企业成长的超额收益，才能对冲科技信贷的高风险，让银行有动力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在长鑫科技的造富效应之下，银行AIC颇有一战封神之势。然而，躁动之余，更要直面风险与挑战。

第一，浮盈不是收益。首日收盘价的账面数字，兑现取决于锁定期后的减持节奏与股价表现。存储芯片是强周期行业，超过3万亿市值隐含着极高的预期。检验AIC的不是敲钟日，而是退出日。

第二，警惕幸存者偏差。长鑫、长存是十年一遇的国家级项目，有大基金背书、举国产业链配套。把这种回报率外推到一般科创投资，会系统性高估银行做股权的能力。股权投资的常态是十投九平一赚，这将考验银行的风控文化、考核周期与人才结构。

第三，防范规模扩张冲动。眼下银行AIC签约意向高涨、试点持续扩围。金融史的规律是：所有审慎例外，都有被做成规模竞赛的冲动；所有持股风险，在上行期都看不见。10%的红线，划出来容易，守住难。

第四，避免扭曲一级市场定价。银行系资金大规模涌入硬科技赛道，可能推高估值中枢。AIC应当成为产业定价的稳定器，而非行情的抬轿者。

04

结语

长鑫市值超越工行的瞬间，恰似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生动注脚。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银行体系托举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巨浪，以天量信贷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息差曾经是最核心的盈利逻辑。

如今，面对硬科技突围的时代命题，中国银行业正以审慎的方式完成自我进化——不打破分业根基，不逾越风险红线，在制度框架内，为产业输送最稀缺的长期资本。

把时间轴拉直，这条线走了整整三十年：1995年，《商业银行法》砌起防火墙，将失控的银行资本挡在股权市场之外；2024年，监管开出制度化窄门，引导规范的银行资本进入科创领域。

金融的本质从未改变。那些绕开行业规律的捷径，最终都会通向死路；那些扎根产业的耐心，才有可能穿越周期得到兑现。

千亿账面浮盈是嘉奖，更应该是提醒。